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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高污染设施采分阶段许可，因此行政处分也应包括此种分割成数个部分许可的类型，承认每一部份均为实质上独立的行政处分，均有外部效力。

3、这种性质转变折射出了宪政理念的进步，即动摇了宪法作为政治宣言书的传统，突出了宪法所具有的法律属性。因此，笔者认定，《共同纲领》中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人民是一个具有强烈阶级属性的政治用语，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

对于制定法国家的中国来说，此方案似乎更加可行。虽然1982年宪法的规定体现了改革的精神，但宪法依然确认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高度管制。但是因为我国缺乏判例法的传统，宪法解释制度的实际运行也并不得力，所以此方案的实际效能还值得我们期待。当基本权利主体逐渐走出政治阴影的同时，其与基本权利主要义务主体———国家———之间也展开了较量，并悄悄地发生了地位的提升。另一种是修改宪法，仿效德国宪法，直接规定在宪法文本中来解决。

另外，还有人提出当一个大猩猩已具备幼儿的智力水平时，它是否已处于人与动物的边缘，再以对待动物的方式对待它是否合适，它们能不能获得至少与脑障碍者同等的待遇?这一问题的提出表明对人权主体理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1954年《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关基本权利的条文共有19条，较《共同纲领》有大幅度的增加。关于制度的作用，很少有人会加以否认，有效的制度甚至可以推动政治文化的民主转型与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为民主巩固提供更多的有利因素。

而议会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内含着对于政治联合的激励，从而有助于减轻政治分裂的现象，有助于民主体制的生存。一些雄心勃勃的总统还会以政策连续性的名义，试图修改宪法对总统任期任次的限制。一旦政治僵局演化为政治争端，双方就有可能诉诸于人民合法性。他们反对Linz 关于议会制更加有利于民主巩固而总统制则不利于民主巩固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总统制并不缺少政治联合的情形，有些学者则结合具体的配套制度来探讨总统制对于民主巩固的可行性。

因此，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非常注重政治的协商与权力的共享。斯里兰卡于1978 年后实行了一种相对复杂的绝对多数总统选举制度。

1. 传统观点：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大小、地理位置与民主巩固（1） 关于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论述。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鉴于以往的历史事实，以一种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向，开始思考这些国家民主巩固的前景，反思和总结以往民主转型失败与民主巩固的教训与经验。以Linz 为代表的学者首先提出了宪制选择与民主巩固的话题，认为议会制更加有利于民主巩固，而总统制则是导致许多国家民主崩溃的制度根源。因此，与其它选项相比，议会制———比例代表制民主形式在容纳族群分歧方面显然具有优势，并且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略胜一筹。

政府绩效才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2） 议会与总统分别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总统的权威直接来源于选民授权，而与议会无关。对这些国家而言，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参与性、分配性危机同时到来。nu 文官专制之后的民主大约持续89 年，而军事专制之后的民主大约只持续20 年。

因此，议会制是一个优于总统制的选择。反对党或反对派怀有一种分享权力的期望和预期，因而基本不对体制本身造成危害，能够保证民主体制本身的稳定。

正如Adam Przeworski 等人的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权转变为威权政权的可能性越小。那些历史上出现过军事专制的新生民主国家容易崩溃。

2. 新型观点：军事专制的历史遗产与民主巩固那么，这种新的外源型解释因素要到哪儿去寻找？Cheibub 认为，这就要考察不同形式民主国家的历史遗产，即前民主时代的政治制度特征（军事专制抑或文官专制）。当然，结论并不能绝对化，因为伊斯兰的信条与实践也会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动。新生的总统制国家可以采取一种更为复杂的选举制度，以有效削弱极端政党的政治影响，防止社会的极化分裂。新政府取消的第一个项目通常是参与， 因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实行的是独裁制。而且，这种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一旦出现第一次，就会产生路径依赖的效应，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很可能会持续不断地出现，呈现一种循环往复的态势。对许多转型国家而言，共识民主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尽管议会制和总统制民主同样都可能因为军方干预而死亡，但20 世纪民主制的死亡仍然主要发生在总统制比较广泛的拉丁美洲地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巩固型民主制度都诞生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都是一些古老的民主国家，而且多数是在西部和北部欧洲。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察，二战后的新生国家之中，建立起持续性民主政治的，绝大部分是前英国殖民地，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刚刚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而言，民主体制尚未巩固，这一政治争端很可能要通过基于社会分裂的暴力冲突来解决。

而且，富裕国家的贫富差距往往更小，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公平，从而有助于缓和社会冲突，遏制极端主义势力，创造一个和平理性的民主环境。（5） 总统拥有紧急状态权力与全民公决权力，这使其可以越过议会进行统治。

（2） 总统与总理都具有相应的统治权力，总统不仅是象征性角色，而且是具有实权的政治领袖。（4） 议会的立法权实施与总统的行政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因为一个国家越富足，其国民进行政治表达的利益驱动力就越大，同时又不至于突破理智和自我约束。而另一些学者则驳斥了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关联，他们认为，转型国家民主崩溃的原因并不在于总统制和议会制、混合制的制度差异，而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条件与经济条件不足以维持稳定的民主制度，跟宪政体制的选择无关。

而另一些则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甚至发生民主崩溃而重新返回威权政体，例如泰国、伊朗、尼加拉瓜等。议会制是英国在长期的民主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政府形式，议会主权成为许多国家民主革命的目标之一。

经济发展更需要一种稳定持续的温和政策，这是具有中庸倾向的比例代表制和联合政府所易于提供的。对这样一个宏大主题的学术争论，按照学术观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以Linz 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不同宪制形式（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 的内在制度特征使得它们在民主巩固方面表现差异，民主转型之后不同宪制形式的选择决定了民主巩固的不同结果。

他们认为：民主巩固实际上与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这些宪制形式没有太大关系。而在这两个学术阵营的内部，又有不同的学术观点。

但是，检视这些传统观点，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大小、地理位置能否足够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巩固以及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的不同命运？ Cheibub 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对转型国家的民主巩固有关联，并会对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的不同命运产生影响，但是却并不足以解释这一差异，因为那些大致处于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同一政治文化区域、同等国家规模以及同处非洲拉美地区的国家，总统制民主崩溃的机率也要大于议会制。Sartori 指出，许多学者认为议会制具有适应环境条件的灵活性，能够化解政治刚性带来的政治危机，控制政府危机不至于演化为体制危机。总统制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崩溃。以拉丁美洲为例：拉丁美洲在二战之后之所以能够保持军事专制的广泛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军方在二战中没有经历军事失败，军方保留了治国的可信性与政治能力。

Horowitz 认为，议会制和总统制都有可能促进或阻碍民主的巩固，关键在于它们在实践中与什么样的配套制度相结合，两者的优点与劣势不应被过度放大。这既是一种零和博弈，也是一种任职刚性，政府可以利用自己政党的议会多数席位而长期在职，固定任期的总统制可能引发的统治危机，灵活任期的议会制同样可以发生。

因此，需要寻找新的外源型解释因素。（2） 关注政治文化的学者们特别看重与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能否稳定，民主政治能否有序运转，与采取总统制或者议会制并无密切联系，其中最根本的变量在于政治文化。

议会制多存在于富裕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主更容易甚至是必然能够生存。那么，面对这些不同形式的宪政体制，新生的民主国家应该选择哪一类型呢？ 换言之，哪一种宪政体制更加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呢？观点之一：议会制推动民主巩固，总统制破坏民主巩固自1990 年开始，Juan J .Linz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关系， 并引发了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何者更有利于民主巩固的大讨论。